盲目的慈悲：披着关爱外衣的神经症|《灵性逃避》第四章
Robert Augustus Masters/文
黄秀丽/译
本质上，慈悲关系到每个人的幸福康乐，考虑到这一点，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进入它并进行练习。这就需要我们充分了解什么是慈悲，不仅要在心智上熟悉它的构成，而且要熟悉它的模仿者。 这是一种是怜悯，带着一点居高临下的屈尊，害怕深入，对受苦的他人保持有距离的关心；它是盲目的慈悲，对他人过分宽容，惧怕对抗，不加区别地施以慈悲。并不是所有困于灵性逃避的人都是盲目慈悲者，但是，用灵性的方式来逃避痛苦和愤怒，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，总的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泛滥成灾。
盲目的慈悲根植于 “我们能做到最好”这种信念之中。当我们受盲目的慈悲驱动时，就和他人隔绝开来。我们会找理由原谅他人的行为，在需要确切地表达不高兴，有力地说 “不”的时候，在需要坚定地建立和保持界限的时候，我们会制造一个温情脉脉的情景。通常，这是和爱无关的，盲目的慈悲会让爱变得温顺，要求爱以仁慈的面目出现。但是，这并不是DL喇嘛那样的仁慈，他的仁慈根植于勇气，而不是根植于恐惧；他的仁慈也不会害怕对抗。这一点让他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善良的或者灵性的人。
当我们滥施慈悲时，就会很少发怒，因为我们相信慈悲必须是温和的，我们害怕那些令我们心烦意乱的人，特别那些挑衅我们的人。这个信念会因为我们对愤怒的偏见而加强，特别是愤怒表现出更暴烈的形式时，我们会认为它不是灵性的，将之等同于恶意、敌意和侵犯；我们认为，如果我们要真正的爱，这些玩意儿就不能出现。盲目的慈悲会让我们变成贩卖 “和谐”的毒品贩子，令我们陷于 “无情的积极性”中，难以自拔。
因为盲目的慈悲，我们不知道怎么说 “不”，也不想学习如何带着真正的力量说 “不”。避免对抗的结果是让不健康的模式继续。我们的“是”是贫血的、虚弱的，缺乏它本来应有的影响力，如果我们能够从内心深处，清晰而有力地说“不”时产生的影响力。当我们降低音调，不敢发声时，我们的开放性会变成一个纵容他人的缺口，我们缺乏辨别力地接纳、拥抱他人，我们的接受性会没有界限，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对自己缺乏慈悲（我们不能充分保护自己）。盲目的慈悲会混淆愤怒和侵略、力量和暴力、判断和谴责、关心和过分容忍、道德成熟和“灵性正确”（spiritual correctness）之间的区别。
将我们天性中的终极真理缩减为概念，不加区别地用来对待神经症患者和虐待者，会在灵性上粉饰某些行为，对其轻猫淡写。（一个惊人的幼稚但很常见的例子是：“你不要对强奸你的那个人生气，因为他是你的一部分，你也是他的一部分，我们是一个整体。”）这样做时，我们在道德上轻信而无力，丧失了抗争的能力。然而，这样做也能让我们从生命那些残忍的面向中获得一些安全感。
很多这类行为都与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概念有关：我们不应该评判他人。这种思考方式有严重的问题。首先，我们评判他人；评判只是头脑所做的一件事。所以，认为评判是错的——也就是说评判我们的评判，只会让我们陷入内疚，将我们分为好的与坏的两个阵营，好的就是没有评判，坏的就是有评判。头脑，你的头脑，我的头脑，每个人的头脑，都在不停地判断，这是自然而然的。关键在于怎么对待这些评判。怎么识别他们？怎么严肃地对待它们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什么时候应该这么做？是否应该允许它们吸纳情绪能量？我们应该还超越它们，或者假装它们不在那里？总之，评判他人并不是真正的问题，重要的是怎么处理这些评判。你总是会评判的，为什么要努力去除它们，而不是从这些评判中找到智慧和活力部分？
“我们不应该评判他人”，这个概念还有第二个错误，那就是评判本身是并不必然是一个负面现象。评判常常会被描绘为成有敌意的、屈尊的，或者是气量狭小的，假如你去除附加在评判上的这些元素，你可能会在这些判断中发现有价值的洞见、即时的直觉等等有。评判并不必然和谴责等同！
当我们看到他人的施虐行为时升起了评判，我们就做对了，我们并不需要打击自己，这是我们道德天性中自然而然的反应。如我们看得更深入些，会发现我们评判这个人，并不及评判他们的行为那样多。不过，确实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在评判。不评判，是滥施慈悲者最主要的禁忌，仿佛我们应该从评判中攀爬出来，与从自身分离。如果有人袭击我们的孩子，难道我们会从事实中抽离出来，说，出这样的话吗？我们在评判他，我们在发怒；我们应该忽略感受，不应该处理这些现实生活中的刺痛，而去构建一个更高的、发着光的，众生一体的世界……我们不会这么做，除非我们屈从于盲目的慈悲。
当滥施慈悲者被他人冒犯，或者听说了他人的无礼行为时，他们会陷入痛苦之中。他们什么都不能说，什么也不能做，不能评判，不能分析。他们还会检视，自己的反应折射出自身什么样的毛病。这意味着，如果你让心烦意乱，我不是盯着你做了什么事，而是仅仅去研究让我心烦的是什么，它们想告诉我什么，我可能还会感激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去检视自己。
这样做不仅误读了“允许所有的事服务于觉醒”这一艺术，而且对那些冒犯我们的人来说，也不是真正的慈悲。假如我们不能让这些人直面他们行为的后果，事实上我们就剥夺了他们可能非常需要的东西。此外，让他们逃离应该承受的困境，我们自己也在逃离我们的困境。
滥施慈悲者错误地理解了容忍，一味厌恶冲突，混淆了爱和容忍他人的区别，无论是谁，无论是什么事，都不去评判。他们会对这些行为进行灵性化的粉饰。甚至一个灵性导师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虐待行为，也可能会被学生谅解，被学生视作一个成长的机会。我们是如此的惧怕那些黑暗的面向，一直努力用最好的品质来掩盖它，没有意识这种狭隘的看法和所谓的“灵性”表达其实限制了我们的能力，恰如其分地、坚定有力地回应生命的能力。
滥施慈悲也可能是出于生存的考虑。这些人，比如小孩子，已经习得了一种对付冲突或者暴力情形的最好办法，那就是去爱和原谅和那些施虐者（也可能以他们的父母——也受自己的父母的虐待——为榜样，学会了这么做）。这些人会经常说，他们的父母已经做到最好了，这个最好甚至包括极端的虐待。他们经常引证父母接受抚育的方法是不完美的。相信这些，我们就可以毫无争议地避开父母的虐待（这样可以让我们内在的小孩感到安全，但这不是真的安全）。我们会说我们不想伤害他们；会说提到过去毫无意义；会说他们这么做，也源于其过往的历史，诸如此类，我们原谅了又原谅。
要切断盲目的慈悲，我们不仅需要敞心扉，感受我们经受过的痛苦，还要去感受这些遭遇带来的后果。在人们明白这么做的价值所在之前，想这么做的人并不多。当我们回顾过去，面对伤害，清晰地说“不”时，常常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。所以，我们成年人经常避免说“不”，在无意识中，我们很害怕，认为这样做很危险（因为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这样做真的很危险）。而滥施慈悲会让我们安全地避免强有力地、明确地说“不“，也不必去面对说”不“的后果。
持有“每个人都做到最好了”这样一个信念，能让每个人摆脱那个痛苦的“钩子”，包括我们自己。我们不会弄皱他人衣服，惹毛他人；也，不会激起一场风暴，不会小题大做，总之不会和他人起冲突。然而，这个信念却会掠夺我们的主动性和责任心，因为它意味着我们要做什么是无法选择的。假设我们将父母视为环境操纵的傀儡，我们怎么能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呢？说到底，他们无能为力，他们有这个能力吗？意识到父母选择伤害我们是令人惊恐的。如果看到这一点，我们该做什么？我们应该让当年那个被动的小孩保留在成年人的躯体中吗（就好像这是一个掺了杂质的成年人，带着他未解决的旧伤）？
盲目的慈悲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受害者，让我们习惯于针对真实的本性和与生俱来的善良发表陈词滥调。当我们应该有力地对抗他人时，盲目的慈悲会剥夺我们的行动权；然而，真正的慈悲能够让我们有力量去采取必要的行动，当然，这么做可能是痛苦的。在需要之时，真正的慈悲可能是暴烈的，但心在那里。我举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。当我恣意妄为，将我们的关系弃如敝履，你就可能以牙还牙，大声喊“停”，以阻止我继续乱来。这是一种激烈的关爱，你喊停的时候，可能未表现出关爱之情，但我还是感到，似乎你在制止我的神经症发作。没多长时间我就会明白这个事实：你带着暴烈的慈悲来与我对抗，里面有足够多的关爱。
那些滥施慈悲的人，本来心怀善意，不幸的是，我们努力做好却事与愿违。我们的宽恕过于匆忙，以至于我们跳过了造就真正的宽恕的过程：感受痛苦、表达自己真实的需要，当然这样可能会导致冲突。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去展开和表达这些痛苦和需要——在宽恕之前必须做的事情，我们就会错将原谅当作宽恕，在那些伤害我们的人的行为被检视，在被深刻体会之前，我们就“赦免”他们了。
盲目慈悲的形式很多，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，它可能会因为寻求缓解而恶化境况（worsening the very conditions it supposedly seeks to alleviate）。所以，你要熟悉盲目慈悲。看到它、命名他，但不要责备它。然后去处理它，处理隐藏在盲目慈悲下的恐惧，带着真正的慈悲，这个慈悲可能会炙热而爆烈，如果需要的话，它是不苟言笑的。这里有足够多的爱，所以慈悲的表现形式并不受限。
当我们卸下眼罩，清晰地看到我们的痛苦——愤怒、伤害和挫折，以及道德上的愤怒——我们就会重返爱的领域。那里曾经大门紧闭，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给予和付出。我们呈现出真正的慈悲，带着勇气和爱；我们带着热切的渴望，将关爱的目光投向那些依然在盲目慈悲的魔咒下执迷不悟的人。
选自：《灵性逃避》第四章